苏轼此时苦中作乐，也可以说是“巧于居贫”。从他当时的处境看，本来应是没有这样的闲情雅兴的。其所以如此，一方面是出自他那本来放达的个性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时开始有所觉悟：“任意直行”，是必然得罪的。因此，得罪之后，就不必凄楚，而要处之泰然。欧阳修贬官之后，不作“凄凄之文”，而大讲山水之乐，也是这个意思。从这一点看，苏轼的杂记诸文，其思想情调，是与欧阳修一脉相承的。当然，苏轼之放达，亦得之佛乘和《庄子》，其思想境界与欧阳修也不尽同。

赋体之文苏轼写得自由随便的作品，还有赋体之文。两篇《赤壁赋》都打破了赋之常体，而成为一种新的文体。可以说是游记，也可以说是杂文。其中有叙事，有抒情，有问答，有议论，而且或韵，或散，不拘格套，既不同于骚体，也不同于俳体。例如其中一段有云：苏子曰：“客亦知夫水与月乎？逝者如斯，而未尝往也；盈虚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长也。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，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变者而观之，则物与我皆无尽也。而又何羡乎？且夫天地之间，物各有主，苟非吾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。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无禁，用之不竭，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。而吾与子之所共适。

赋之为体，从汉代开始，即可称为“赋体之文”。展到宋代，到苏轼笔下，则更成为文之新体了。前人称宋人之赋为“文赋”，至于苏轼之赋，有人更断言曰：“直文耳。”

此赋不仅是“文”，而且近于杂文小品。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甲集卷6曾以此赋同司马迁的《伯夷传》比较，他说：“太史公《伯夷传》，苏东坡《赤壁赋》，文章绝唱也。其机轴略同。”罗大经对于两篇作品的诠释，并不准确，但他看到“机轴略同”，都是“文章绝唱”，则指出了此赋特点。文章与性情苏轼文章各体兼备，名篇不少，为世传诵的作品尤多。除上面讲到的几篇之外，政论如《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史论如《留侯论》、《贾谊论》，记叙如《喜雨亭记》、《然台记》、《放鹤亭记》、《石钟山记》，传记碑颂如《方山子传》、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，书信如《答谢民师书》，杂说如《日喻》等，都是历代传诵的作品。此外，有些杂著如《志林》之论《汤武之事》、《战国任侠》，还有些铭、赞、题跋之论文艺等等，都是对于后代很有影响的文章。

苏轼一生，极少铭墓之作。他说过：“轼于天下，未尝铭墓。”所铭五人，如《司马温公神道碑》等，都是颇有深情的文字，不同于寻常谀墓之文1。苏轼文章总的特色是明快、真实。这同他的为人大有关系。他在《思堂记》中曾说：余，天下之无思虑者也。遇事则，不暇思也。未而思之则未及，已而思之则无及，1洪迈：《容斋四笔》卷6《东坡作碑铭》。

以此终身不知所思。言于心，而冲余口，吐之则逆人，茹之则逆余。以为宁逆人也，故卒吐之。

可以看出，苏轼为文，是以一吐为快的。因此，文章也就写得明快、真实。这样的话，苏轼说过不止一次。苏轼为人如此，也同欧阳修有些相似。当然这样的个性，一生之中，也是有变化的。当他阅世渐深之时，又曾说过自己早年为文，“诵说古今，考论是非”，“妄论利害，谗说得失”，乃是“制科人习气”，譬如“候虫时鸟”，只是“自鸣自已”，不足“为损益”2。又说：“少时好议论古人，既老，涉世更变，往往悔其言之过。”3凡此，都是有激而言，有为而；但也确是有悟之言。

诗词成就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就，散文为最突出，但他的诗、词也都有极高的成就。以诗而言，苏诗不仅具有宋诗长于理趣的特点，而且具有他个人独特的品格。写于不同时期的作品，都能突现其人的真情实感。例如《和子由渑池怀旧》云：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鸿飞哪复计东西。老僧已死成新塔，坏壁无由见旧题。往日崎岖还记否，路长人困蹇驴嘶。

此诗作于嘉?六年（1o61），苏轼时为凤翔签判，其弟子由曾寄他《怀渑池寄子瞻兄》一诗，故有此作。苏轼与弟二人友于情深，对于人生聚散无常，感触亦深。诗中有达语，亦有情语。

又如《饮湖上，初晴后雨》二之二：水光潋滟睛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这是熙宁四年（1o71）为杭州通判时所作。当时新法初行，苏轼不合时宜，转任外职。随物自适，顺口成吟。虽有友人规以“北客若来休问事，西湖虽好莫吟诗”之语，但西湖所作仍然不少，此诗尤为绝调。王文诰称此诗“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”1，并不为过。

又如《正月二十日，与潘郭二生出郭寻春，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，乃和前韵》云：东风未肯入东门，走马还寻去岁村。人似秋鸿来有信，事如春梦了无痕。江城白酒三杯酽，野老苍颜一笑温。已约年年为此会，故人不用赋《招魂》。

此诗作于元丰五年（1o82），苏轼贬在黄州。身在贬所，苦中作乐。“人似秋鸿”，“事如春梦”，“白酒三杯”，“苍颜一笑”，这些词语，道出了自己贬居生活中特有的情调，非他人所能道。

又如《题西林壁》云：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此诗为元丰七年（1o84）由黄州改迁汝州，途经高安，因游庐山所作。《东坡志林》亦有记载。自谓“仆庐山诗尽于此矣”，当是有得之言。苏轼经过黄州之贬，阅世渐深，看山也渐识其真。论者或谓诗中蕴有哲理，其实在作者自己，仍是直抒感受，并非有意于推理的。

2苏轼：《东坡集》卷29《答李端叔书》。

3苏轼：《东坡后集》卷14《答王庠书》。

1《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》。

又如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云：参横斗转欲三更，苦雨终风也解睛。云散月明谁点缀，天容海色本澄清。空余鲁叟乘桴意，粗识轩辕奏乐声。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。

自从哲宗绍圣以来，蔡京、章?等新党执政，贬窜元?党人。苏轼又遭再贬。最后贬到海南，直到元符三年（11oo），始遇赦而还。此诗即作于赦还的途中。从“苦雨终风”到“云散月明”已经度过了多少岁月。“九死南荒”，而竟生还，轼虽达人，也不能不浩叹。

苏轼之词，尤有特色，为世传诵者亦多。有些作品，也更体现性格。

例如《水调歌头》（“丙辰中秋，欢饮达旦，大醉，作此篇兼怀子由”）和《念奴娇-赤壁怀古》二，都是古今传诵的名篇。其豪情逸兴，并世罕有其匹，可不列举。在这样的名篇之外，有些作品，特色也是很突出的。这里且以《定风波》为例：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料峭春风吹酒醒，微冷，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

此词作于元丰五年（1o82）三月七日，苏轼时在黄州。有小序云：“三月七日，沙湖道中遇雨，雨具先去，同行皆狼狈，余独不觉。已而遂晴，故作此。”这是一十分潇洒的词。不管风里雨里，而能行若无事，苟非脱屣世事，很难放达若此。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，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是兴到之言，也是有悟之言。

第三节苏辙颍滨遗老苏辙（1o39―1112），字子由，一字同叔，晚年号颍滨遗老，眉州眉山（今属四川）人。苏洵子，苏轼弟。嘉?初，随父兄到京师，与兄同登进士第。嘉?六年（1o61），应制举，“极言得失，而于禁廷之事，尤为切至”1。考官胡宿以为“不逊”，请黜之，竟被置之“下等”。授商州军事推官。这时正值苏洵被命修礼书，而苏轼出签凤翔判官，苏辙乃请求养亲京师。

宋神宗熙宁元年（1o68），苏辙与轼丁父忧后复至京师。次年，上书论事。时王安石执政，出青苗书使苏辙熟议，检校文字。苏辙指出：“以钱贷民，使出息二分，本以救民，非为利也；然出纳之际，吏缘为奸，虽有法不能禁；钱入民手，虽良民不免妄用；及其纳钱，虽富民不免逾限。如此，则恐鞭棰必用，州县之事不胜烦矣。唐刘晏掌国计，未尝有所假贷，有尤之者，晏曰：‘使民侥幸得钱，非国之福；使吏倚法督责，非民之便。吾虽未尝假贷，而四方丰凶贵贱，知之未尝逾时。有贱必籴，有贵必粜，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，安用贷为？’晏之所言，则常平法耳。今此法见在而患不修，公诚能有意于民，举而行之，则晏之功可立俟也。”这番话讲得相当透辟，王安石听后，说：“君言诚有理，当徐思之。”以后青苗法推行起来，苏辙又上书王安石，力陈不可。于是出为河南留守推官。此后随张方平历任陈州教授、南京判官等职。

1《宋史》卷339《苏辙传》。

元丰二年（1o79），苏轼下御史台狱，贬黄州。苏辙亦坐贬监筠州盐酒税。元丰八年，司马光为门下侍郎，以苏辙为秘书省校书郎，复为右司谏。哲宗元?初，辙在京师，多所论议。这时司马光改革熙宁之法，改雇役，复差役，苏辙极言不可。苏辙的这类政治主张，与苏轼基本相同。元?四年，为吏部侍郎，翰林学士，知制诰。同年，为贺辽国生辰国信使，出使契丹。绍圣初，哲宗起用李清臣为中书舍人，苏辙上书谏，哲宗不悦，落职知汝州。此后连贬数处。徽宗即位，蔡京当国，苏辙又被降职，居许州，于是致仕，筑室于许，号颍滨遗老。政和二年（1112）卒。有《栾城集》，自撰《颍滨遗老传》。

政论与史论苏辙一生学问，深受父兄影响。他在《历代论引》中说：“予少而力学，先君，予师也；亡兄子瞻，予师友也。父兄之学，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。”现在看来，苏辙之学，也是“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”的。他虽自称“其学出于孟子”，而实则“遍观乎百家”（见《上两制诸公书》）。在《历代论》中多论古今得失成败，又撰有《古史》，用意亦在于此。

苏辙对于前辈学人，亦尊韩、欧，政治思想，亦近于欧。但韩、欧辟佛道，而苏辙不然。

苏辙的文章，与父兄并称当代大家。与父兄相比，虽有所不及，但亦自有特点。文章存者不少，最见功力者是政论和史论。《新论》三篇，纵谈天下大事，论断相当确切。《宋史》本传称他“论事精确，修辞简严”，于此可见。其上篇有云：当今天下之事，治而不至于安，乱而不至于危，纪纲粗具而不举，无急变而有缓病，此天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。

这几句话是说得切中时弊的。这是总的论断，对于具体问题，他也有具体分析。其中篇有云：故尝以为当今天下有三不立。由三不立，故百患并起，而百善并废。何者？天下之吏偷情苟且，不治其事，事日以败，而上不知使，是一不立也。天下之兵，骄脆无用，召募日广，而临事不获其力，是二不立也。天下之财，出之有限，而用之无极，为国百年而不能以富，是三不立也。

“冗吏”、“冗兵”、“冗费”，是当时朝政的三大弊端，北宋一代，政治得失，集中表现于此。自王禹?、欧阳修以来，多有这样的观感。苏辙所言，自然不算创见。但他将这样的时局形容得恰如其分，所谓“治而不至于安，乱而不至于危”，则确可说是“精确”而“简严”。所谓“三不立”，也写得言简意赅，“简严”之至。

苏辙史论的代表作品是《历代论》，有些篇章是写得很有特点的。论汉光武、唐太宗，分析相当全面，和苏轼相比，特点确在于“稳”。但有时也作翻案文章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，是论冯道一篇。此文有云：冯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，议者讥其反君事雠，无士君子之操。大义既亏，虽有善不录也。吾览其行事而窃悲之。求之古人，犹有可得言者。

冯道被人讥为“反君事雠”，苏辙以为不然，所谓“求之古人”，即以管仲晏婴为例。齐桓公杀公子纠，管仲不死，又从而相之。许之。崔杼弑齐庄公而立景公，晏婴不亡不死，君子亦以名臣许之。苏辙认为冯道虽不及管、晏，但未可厚非，文章继续写道：盖道事唐明宗，始为宰相，其后历事八君。方其废兴之际，或在内，或在外，虽为宰相，而权不在己。祸变之，皆非其过也。明宗虽出于夷狄，而性本宽厚，道每以恭俭劝之。在位十年，民以少安。契丹灭晋，耶律德光见道，问曰：“天下百姓如何救得？”道顾夷狄不可晓以庄语，乃曰：“今时虽使佛出亦救不得，惟皇帝救得。”德光喜，乃罢杀戮。中国之人赖焉。周太祖以兵犯京师，隐帝已没，太祖谓汉大臣必相推戴，及见道，道待之如平日。太祖常拜道，是日亦拜，道受之不辞。太祖意沮，知汉未可代，乃立湘阴王为汉嗣，而使道逆之于徐。道曰：“是事信否？吾平生不妄语，公毋使我为妄语人。”太祖为誓甚苦。道行未返，而周代汉。篡夺之际，虽贲育无所致其勇，而道以拜跪谈笑却之，非盛德何以致此？而议者黜之，曾不少借，甚矣！士生于五代，立于暴君骄将之间，日与虎兕为伍，弃之而去，食蔽蕨，友麋鹿，易耳，而与自经于沟渎何异？不幸而仕于朝，如冯道犹无以自免，议者诚少恕哉！对冯道的为人处世，从薛居正到范质、胡瑗、富弼、王安石等，都曾有所肯定，到欧阳修才大加贬抑。苏辙所谓“少恕”，可能即指欧著《新五代史》而言。冯道在《新五代史》中是列入杂传的。欧阳修在《杂传》的序中曾说：“传曰：‘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，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’善乎管生之能言也。礼义，治人之**；廉耻，立人之大节。盖不廉，则无所不取；不耻，则无所不为。人而如此，则祸乱败亡，亦无所不至。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，则天下其有不乱、国家其有不亡者乎？予读冯道《长乐老叙》，见其自述以为荣，其可谓无廉耻者矣，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。”欧阳修说冯道“可谓无廉耻”，而苏辙认为“议者诚少恕哉”。

这样的文章，议论不同于欧阳修，可谓敢于立异；不过，苏辙一介书生，涉世可能尚浅，像冯道这样老于官场的“长乐老”，其“成败得失”，恐亦难于如此论定。

《历代论》也论到了佛老问题。例如论梁武帝，便涉及佛老。他的看法既不同于韩愈，也不同于欧阳修。其文有云：东汉以来，佛法始入中国，其道与《老子》相出入，皆《易》所谓形而上者，而汉士大夫不能明也；魏晋以后，略知之矣。好之笃者，则欲施之于世；疾之深者，则欲绝之于世。二者皆非也。老佛之道与吾道同而欲绝之，老佛之教与吾教异而欲行之，皆失之矣。

说“老佛之道与吾道同”，这和柳宗元的见解有些相似。苏辙和柳宗元都不是佞佛的，只是当他们在政治上受到挫折之后，才寻找寄托。苏辙在《逍遥聪禅师塔碑》一文中说：“予元丰中以罪谪高安，既涉世多难，知佛法之可以为归也。”这和柳宗元在永州的心境也是相似的。

梁武帝佞佛，曾受世人许多非议，认为他以佞佛亡国，但苏辙以为不然，他最后还指出：“老佛之道，非一人之私说也，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圣人之所以不疾而、不行而至者，一用此道也。”这是对老佛之道极高的称赞。这样的文章，写于韩、欧大力辟佛之后，可以说是勇于独立思考、敢于独抒己见、写得比较自由随便的。

书信杂文苏辙致力最勤的文章，在于政论和史论，史论之文，尤所尽心；但他写得更为自由随便的文章，还是书信杂文。例如十九岁时写的《上枢密韩太尉书》，讲自己初到京师，“非有求于斗升之禄”，“偶然得之，非其所乐”；而所愿者，只是“一睹贤人之光耀，闻一言以自壮”。初生之犊，年少气豪，既不同于韩愈《上宰相书》那样卑躬屈节，也不像李白《上韩荆州书》那样纵横使气。当文人仕途广于唐代的宋代，这样的文章是有时代特点的。

与此书相类者，还有《上昭文富丞相书》、《上曾参政书》，都是年少气豪之作。

到了晚年，所为书札，出语虽有所收敛，但依旧洒脱自然，例如《答黄庭坚书》云：辙之不肖，何足以求交于鲁直？然家兄子瞻与鲁直往还甚久，辙与鲁直舅氏公择相知不疏，读君之文，诵其诗，愿一见者久矣。性拙且懒，终不能奉咫尺之书致殷勤于左右；乃使鲁直以书先之，其为愧恨可量也？自废弃以来，颓然自放，顽鄙愈甚。见者往往嗤笑，而鲁直犹有以取之。观鲁直之书所以见爱者，与辙之爱鲁直无异也。然则书之先后，不君则&1t;>我，未足以为恨也。比闻鲁直吏事之余，独居而蔬食，陶然自得。盖古之君子不用于世，必寄于物以自遣，阮籍以酒，嵇康以琴。阮无酒，嵇无琴，则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。独颜氏子饮水啜菽，居于陋巷，无假于外而不改其乐，此所以叹其不可及也。今鲁直目不求色，口不求味，此其中所有过人远矣，而犹以问人，何也？闻鲁直喜与禅僧语，盖聊以是探其有无耶？

这样的笔墨，很似苏轼。二苏早年之文，气象虽不尽同，但晚年之作，以信札观之，都有平淡自然之语。二苏相比，苏辙之文，未可以一“衰”字尽之1。苏辙的记叙杂文为人所称者，有《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》、《武昌九曲亭记》、《黄州快哉亭记》等。其中《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》以“造语奇特”见称。其文有云：元丰三年，余得罪迁高安，夏六月，过庐山，知其胜而不敢留。留二日，涉其山之阳，入栖贤谷。谷中多大石，岌相倚。水行石间，其声如雷霆，如千乘车行者，震棹不能自持，虽三峡之?不过也。故其桥曰三峡。渡桥而东，依山循水，水平如白练，横触巨石，汇为大车轮，流转汹涌，穷水之变。院据其上流，右倚石壁，左俯流水。石壁之趾，僧堂在焉。狂峰怪石，翔舞于檐上。杉松竹箭，横生倒植，葱茜相纠。每大风雨至，堂中之人疑将压焉。王士?《香祖笔记》卷12云：“颍滨《栖贤寺记》造语奇特，虽唐作者如刘梦得、柳子厚妙于语言，亦不能过之。”并引其中“入栖贤谷”一段文字而后云：“予游庐山，至此，然后知其形容之妙，如丹青画图，后人不能及也。”苏辙之文，本来不是以“奇”见称的。《黄楼赋》“稍自振厉”，即被疑为苏轼所作，则此文之“造语奇特”，也就自然为人所称了。

苏辙还有一篇《东轩记》，造语虽不甚奇，却是写得更加“如其为人”

的文章。其文有云：余既以罪谪监筠州盐酒税，未至，大雨，筠水泛溢，蔑南市，登北岸，败刺史府门。盐酒税治舍俯江之?，水患尤甚。既至，弊不可处，乃告于郡，假部使者府以居。郡怜其无归也，许之。岁十二月，乃克支其欹斜，补其圮缺，辟听事堂之东为轩，种杉二本，竹百个，以为宴休之所。然盐酒税旧以三吏共事，余至，其二人者适皆罢去，事委于一。昼则坐市区鬻盐、沽酒、税豚鱼，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；莫归筋力疲废，辄昏然就睡，不知夜之既旦。旦则复出营职，终不能安于所谓东轩者。每旦莫出入其傍，顾之，未尝不哑然自笑也。这一篇“记”也是写得有些特色的。作“东轩”以为“宴休之所”，却不得一日“安于其中”，而日日忙于“坐市区鬻盐、沽酒、税豚鱼”，此情此景，是和历来文人雅士作轩亭以自适者大异其趣的。文章最后还说：希望有那么1朱熹：《朱子语类》卷139《论文上》。

一天，“世或哀而怜之，使得归伏田里”，“然后追求颜氏之乐，怀思东轩，优游以忘其老”。宦情淡薄，文章亦自澹泊。这样的笔墨，也是“如其为人”的。

苏辙为文的特点，苏轼曾有评论，他在《答张文潜书》里说：“子由之文实胜仆，而世俗不知，乃以为不如。其为人，深不愿人知之。其文如其为人。故汪洋澹泊，有一唱三叹之声。而其秀杰之气，终不可没。作《黄楼赋》，乃稍自振厉，若欲以警愦愦者。而或者便谓仆代作，此尤可笑。”茅坤在《苏文定公文钞引》中也有评论，他说：“苏文定公之文，其?削之思或不如父，雄杰之气或不如兄；然而冲和澹泊，遒逸疏宕，大者万言，小者千余言，西汉以来别调也。”茅坤所言，承袭苏轼之说，而更为客观。至于苏辙自己则说：“子瞻之文奇，吾文但稳耳。”1从二人相异之点看来，自然不错；但苏辙只言其异，未言所同。从其相同之点看来，茅坤所论，是比较全面的。

苏辙之诗苏辙之诗，无甚可称者，但有些作品，冲淡质朴，也有特色。例如《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》三之一云：怪我辞官免入商，才疏深畏忝周行。学从社稷非源本，近读诗书识短长。东舍久居如旧宅，春蔬新种似吾乡。闭门已学**缩，避谤仍兼雉尾藏。

嘉?六年（1o61），苏辙与兄轼同试制科，他在《制科策》中对于宫廷奢靡、吏治败坏等等现象，直言不讳，因而不得高第，除为商州军事推官。苏辙辞不赴任。嘉?七年十月，苏轼作《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》诗三，于是辙乃有此次韵之作。

辞官不赴，自谓“才疏”，自是有激之言。“闭门”、“避谤”，亦皆有为而。这是早年的作品，写得洒脱自然，颇见个性特点。

又如《游西湖》云：闭门不出十年久，湖上重游一梦回。行过闾阎争问讯，忽逢鱼鸟亦惊猜。可怜举目非吾党，谁与开樽共一杯？归去无言掩屏卧，古人时向梦中来。

这是苏辙晚年的作品，时当新党蔡京等人执政，元?党人累遭迫害，苏辙筑室于许州，闭门不出，与早年之“闭门”遥相对应。从他一生的经历看来，始终皆以直言而不见容。故以“闭门”始，以“闭门”终。这样的作品，亦颇见性情。

1见苏籀：《栾城先生遗言》。

第四十一章周敦颐程颢程颐第一节周敦颐庆历之际，学统四起北宋在庆历之前，学术思想从总体上说，基本还是固守在传统的经学范围内，没有创新。皮锡瑞说：“经学自唐以至宋初，已凌夷衰微矣。然笃守古义，无取新奇，各承师传，不凭胸臆，犹汉、唐注疏之遗也。”1但是，学术思想已经孕育、产生突破旧格局、旧体系的因素。这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。一种情况是对传统经学不满。有的学者已经在“通释、老之书，以经史传致精意，为一家之说”2。有的反对“治一经或至皓”，主张治学的人当作“一以贯之”的达者3。有的主张，治经应当“不惑传注”。这些虽一时还未形成大气候，但确实是促使旧儒学裂变的因素。第二种情况是疑古逐渐地由萌到成为一时风气，至宋仁宗庆历年间则成了治学的风尚。由于社会危机的展，旧儒学无力，不能适应统治的需要，儒学的变化已是不可避免。理学，有的称之新儒学（neo－netism），遂应运而生。

理学经历过一个生、展的过程。理学的先驱是胡瑗（安定先生）、孙复（泰山先生）、石介（徂徕先生）。这三人被称为宋初三先生。孙复、石介与胡瑗是同学，石介又师事孙复。

宋初三先生开学术风气之先，对有宋一代学术的转变产生重要的影响。

全祖望在《宋元学案》卷一中说：“宋世学术之盛，安定泰山为之先河。”胡瑗论性、论情、论欲，这些后来都成为理学讨论的重要命题。孙复的《春秋尊王微》突出“尊王”的思想，从理论上说明封建等级礼制的规范不可破坏。他说：《春秋》始隐者，天下无复有王也。

《春秋》之义，非天子不得专杀。

王者至尊，天下莫得而敌，非茅戎可得败也。

《春秋》之义，诸侯不得专执，况大夫乎。

孙复斥佛老，宣传道统论；提出“道”等有关的概念。石介着重阐韩愈的道统说。他排列从伏羲经文、武、周、孔而下接韩愈的道统，主张要恢复孟子以后中绝的之道。

胡瑗（993―1o59），13岁通“五经”。嘉?初擢太子中允，天章阁侍讲，以太常博士致仕。他教学不注重章句、训诂，以经术教授吴中，所授为“明达体用之学”，重在“六经”之义理。讲学分经义、治事二斋。经义在于讲明“六经”；治事重在治民安生、讲武御寇等。仁宗下令将其所创的“苏湖教学法”取以为太学法。而为生徒所爱重，弟子数千，经常去求教的有数百人，又各以所习的经义转相传授。这些门人在政治上有相当的声势，“礼部所得士，瑗弟子十常四、五”。在这一政治上有相当影响的庞大学术集团1《经学历史-八经学变古时代》。

2《东都事略》卷46《晁迥传》。

3《东都事略》卷39《田锡传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