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军大政教班，老烟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，过一种清教徒的生活。他那时纯洁得有如处男，否则也不会让“白花花的半拉屁股”吓得魂不附体。老烟是不是处男我并不清楚，不过他在解放前很看了一堆“黄色文学”，其中最有名者当属冯玉奇。前两天我在Google上搜索此公，居然找出1500个网页（其中含有少量同名同姓者），可见他的作品还是经得起历史考验。这些小说给青春期的老烟上了性启蒙课，使他对男女之情充满了渴望。可是参军以后，火热的军营生活容不下小布尔乔亚的想入非非，老烟以保尔-柯察金为榜样，苦练革命童子功，搞得一身金钟罩铁布衫。

不过老烟出身剥削家庭，这个阶级烙印如同武松脸上的“刺青”，可以讨副膏药暂时糊住，却很难从根上除去。军大的思想改造不可谓不彻底，老烟自觉接受洗脑，洗得大脑如豆腐般嫩白可爱，可是他的“阶级意识”却似鬼魅附体，时时作祟，搞得他后来差点精神分裂。

老烟的家庭成份比较复杂，是个“二小”，即“小地主兼小资本家。”我爷爷在国民政府时期做过县法官，家有19亩土地和一片山林，算是个“小地主”。我爷爷不善理财，嗜烟嗜赌，身体很糟，50岁得了肺结核。为怕传染家人，他在家中建一佛堂，每日吃斋诵经，但并未得到佛祖保佑，3年后还是驾鹤归西。他死了以后，我奶奶变卖家产（山林保留），举家搬到邻县。为了维持生计，我奶奶拿出一些钱来，入股几家商号，合伙倒腾点土特产，这便是“小资本家”之由来。

老烟小时，经常去其他地主或资本家的家里玩。这些人都是我爷爷的故交，但比我爷爷要阔得多。老烟在自传中记载了一件“地主给牛喂鸡蛋”的故事，那时他只有七八岁。

在西坝，我还可以到斜对面大油坊的老板谭伯伯家去住。他是县里有名的富户，跟母亲熟，如进城办事，有时就住在我家的右厢房。他是一位开明士绅，跟家乡的土地主完全不同，受过高等教育，举止谈吐有教养，所以兄姐都很尊敬他。母亲曾说他祖父是个撑渡的，到了父辈才历经艰辛，慢慢地发起来。谭家的住宅式样和规格在西坝独树一帜，带点西洋风格，前厅敞亮，内部结构明快而不繁杂。谭伯伯只有一女在上海读书，一度有意让我大哥做其女婿。谭伯母喜欢我，也想让我做她的干儿子，她很想有个男孩。她体型瘦削，站着象根竹竿，表情严肃，不苟言笑，我不大愿意亲近她，也闹不清自己有哪些方面能讨他们的喜欢。

记得有次去谭伯伯家，他答应带我去油坊看榨油。晚上睡觉，我与他俩睡一头，夹在中间。谭伯伯第二天起床很早，他轻轻扯一下我的耳朵，我就醒了。为了不惊动谭伯母，我俩蹑手蹑脚地走出寝室，直奔牛舍而去。谭伯伯身材高大，走得飞快，我则在旁边一溜小跑地跟着。我先天不足，但后天并未失调。我贪玩好动，活蹦乱跳。在运动会上，我的跑步多次拿过第一。我总不穿鞋，光穿一双上了底的长袜，奔跑起来轻快如飞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动作麻利，这也许是讨大人喜欢的原因吧。

牛舍有8头大水牛，它们是谭伯伯的宠物。油坊里碾压菜籽的石碾子重逾千斤，就靠这些大家伙去轮流拉动，所以必须喂养得膘肥体壮。这几头牛在他心目中不是一般的牲口，而是一件件经过他精心雕琢的艺术品。牛圈清洁敞亮，由两名长工精心喂养，每天都要到野外放牧。有趣的是每头牛在清晨能享用到两枚鸡蛋。这事由他亲自操作，不让长工插手。现在他则让我当小帮手。他交给我一节洗净的竹筒，下端开口，刨成光滑的舌形。我用两手握着，他朝竹筒里打进鸡蛋，再轻轻扒开牛嘴。我立即将竹筒下端插入，滑腻的鸡蛋就顺溜地进了牛的咽喉。他一边操作，一边跟牛亲昵地说话，喜爱它们如同自己的孩子。由此，我也爱上了这些水牛，油坊成了我常去玩的地方。

土法榨油的工艺过程大致如下：先将菜籽装进蒸笼加热，再倒进石槽用碾子压碎。取出后用茅草裹成大个圆饼，外加细铁圈箍住，然后将它们一块挨一块地放进巨大的木槽内。木槽侧面开有一排楔孔，用来加木楔子。几名赤膊的壮汉喊着号子，来回小跑抓住悬在梁上足有4米长的木槌，象撞钟一样狠劲地把一只只楔子砸进去。菜籽饼被楔子越挤越紧，一直收缩到和铁箍一样窄，半透明的菜油则顺着油槽汩汩流进能淹死人的大油缸。另一边则是一条硕大似象的水牛拉着石碾绕着碾槽不停地转圈，槽内装着蒸熟的菜籽。

这场面使我感受到一种惊心动魄的气势，我被劳动者迸发出来的伟力所震撼！

谭伯伯跟这群工人相处得不错，我没有见过呵斥他们。他们自然也乐意替他卖力，创造财富。夏季日照长，劳动时间也相应延长，主人免费供应一顿粥或汤面。有时碰上油坊开饭，他就拿过工人手里的筷子，尝尝小菜的味道。

解放初，他把女儿送往台湾，自己则隐匿在上海友人家避风头。YQ县一位士绅得悉后向政府检举，谭被逮捕押回原籍。在西坝召开的群众大会上，贫下中农纷纷上台控诉其罪行，不过台下也有一些人说他好话。斗争大会以后，他被执行枪决。

按他的资产和社会关系，如果在解放前夕安排得周密些，是容易离开大陆的。后来有人评议说：谭当时优柔寡断，自以为是开明地主兼资本家，在家乡口碑不坏，土改政策会允许他生存下去。他眷恋故乡，不愿过背井离乡的日子，最后无情的政治运动让他挨了枪子儿。如果他那会儿走了，现在以台胞身分荣归故里，拿出一点从劳苦大众那里剥削来的钱，在家乡搞几项修路办学的福利事业，该是何等的风光啊！】

老烟曾经告诉我，那位检举谭伯伯的所谓“士绅”，有可能就是我奶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