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我的记忆里，第一节可爱的家

那是一个让久困于城市里的人所向往和迷恋的地方。

四周的山岭犹如绿色的馒头，围成一圈圈，呵护着中间里头的一个小山村，还有一方明镜般的水库。倘若把这个与世无争的小山村看成一个绿色襁褓里的婴儿，那么那边水库则成了孩子的奶瓶，滋润着这方水土和人们。

山村里头，有过土楼、围龙屋、殿堂式围屋等客家传统民居，可这些东西在我生命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。

故乡大体还是这样的：一行行一列列的土墙瓦房，节次鳞比，错落有致，分布庄稼中间的一块平地里。红瓦在阳光下显得庄严和热情，在岁月的流逝中却显得暗淡。而土墙非常坚硬，依照了客家先民的制作方法，以当地粘质红土为主，掺入适量的小石子和石灰，经反复捣碎，拌匀，做成俗称的“熟土”。一些关键部位还要掺入适量糯米饭，红糖，以增加其粘性。夯筑时，要往土墙中间埋入杉木枝条或竹片为“墙骨”，以增加其拉力。就这样，经过反复的夯筑，便筑起了有如钢铁混凝土似的的土墙，再加上外面抹了一层防风雨剥蚀的石灰，因而坚固异常，具有良好的防风，抗震能力。爷爷曾自豪地告诉过他的孙子：我们建造的房子，（日本鬼子的）炮弹也打不进去。

山村的屋子被许多果树所掩盖，许多人家房前屋后都栽上荔枝、芒果等果树，一来可以乘凉，二来还可以盼个收成。巷子很干净整洁——是用大理石铺垫而成的，有些石条还是荒冢的碑石，上面赫然写着碑文，许多人一生凝聚在墓碑上了，生命应该被得到敬畏。有些青翠的杂草往往在人们的不经意间从石缝或者墙角冒出了头，给整洁的巷子抹了一片绿。

黄昏的时候一起爬到后山上去吧，看那炊烟陆陆续续地从各人家瓦顶上的烟囱吐出，给天地编织一块雪白的幔帐，与西山上的落霞相映成辉，给着安宁的村庄戴上了顶华丽的帽子。母亲指着天上的云回答过孩子：天上的云彩，就是家里的炊烟飘上天去堆积的。可小阿文不知道，为什么云，总是要飘来飘去，而不老实呆在他家的天空上。他经常想着，他家的云会飘到哪去呢？

客家人在这个山村里聚族而居，过着平静有序的生活。太阳亘古不变地打屋后滚到屋前，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歇。犬守夜，鸡司晨，山村里的一切都那么的祥和自然。

八三年的八月八日子夜，我来到这个小山村。生来白白胖胖，却体弱多病。每个年头，大病小病都来困扰我，愁刹了父母的心。

我三岁才学会了走路，可小我一岁的阿灵，小我二岁的阿诚却早都能跑能跳了。之所以不能如常走路，是因为父母的溺爱。亲人过于觉得我这个长子金贵，放在地上都恐怕弄脏了我，因为这样，三岁以前基本上是活在我亲人的背或着怀抱里的，并没多少机会在地上爬在地上站在地上学走路。爱子心切的父母见我一直不会走路，在我三岁的某天，终于开窍了：把我送进了医院。问医生：我的孩子是不是身体有残疾？

想告诉我们的父母一个道理：抱着的孩子长不大。当我看到我的弟弟们在地上爬滚摔打的时候，我并不知道：我正被人疼爱。我只是很无奈的在天上，看着他们在开心。父母最后把我从天上放了下来，我才跟我的弟弟，我才跟这个世界走在了一起。

说了这么久了，忘了告诉大家，我叫张吉文。儿时因为结巴，得了个绰号：小结舌。碰到结巴的人，我不会笑别人，因为我曾经被人取笑过，将心比心，我知道被人取笑的难受。在此，我得感谢我的父母给我做了个纠正的手术，替我摘掉了“小结舌”的帽子。

还记得我儿时练习写字的时候，老把字写得好大一个，练字本上的田方格总不够我写，写字那么大的原因也罢是小的字写不来，大的字我倒是能当图画一样一笔一划画出来。也因为这样，老师给我取个字号：大吉。也因为在家里排行老大，所以同学都叫我大吉。这个外号一直被村里的和我一同长大的“伙计们”采用。可我还是喜欢被别人叫做阿文。

母亲是个家庭主妇，喜欢偶尔干些农活。家里的几亩田地成了母亲的宠物，没事儿就爱去那走走，想吃点什么，就栽点什么，可惜的是母亲可不是种地的好手，四时不分，多半种的东西只有希望，没有收成。她喜欢留着长发，平日里没少在镜子面前摆弄他的发型。这让我不得不相信社会上一种流传的说法：女人的三分之一的生命是在镜子面前度过的。还记得母亲梳了新发型了，就会迫不急待地问她的孩子：你按妈妈的发型漂亮吗？儿怎么嫌母丑，虽然不明白发型的含义是什么，可总觉得母亲是漂亮的，而我的母亲确实长得很好看，有一回看见历史书上的宋庆玲的相片，还以为那是自己母亲的画像呢。因为她俩确实好相象。

母亲出嫁那天，村子里头凑巧还有两对新婚夫妇摆酒，可全村子老少都跑来我家这边了，说要一瞻这个清溪来的妹子容光。母亲喜欢邓丽君，也爱唱她的歌曲，早上在水库边洗衣服的时候，还会教一同浣衣的村姑们唱上几句。受母亲的影响，我打小就能哼邓丽君的歌了。

父亲一直梳着七分开的头，额头有点光亮。中等身材，身行干瘦，二十年来真没见他胖过。父亲是个非常精明老练的人甚至有点滑头，在他手里没有吃亏的买卖。故而村里人给他取了个外号：蛇仔坤。

相比于母亲糟糕的种地技术，父亲却是个搞建筑的好手。那个时候全村上下的人基本上还是守着家里的农田，年复一年为个好收成而忙活，父亲却在学校和社会上学了一身的建筑技术，在社会上如鱼得水地吃开来了。在村里头，父亲有着相当的地位和威望，是这个村民了解外面世界的一道窗，不时还有年轻人提些礼品来串门，盼个提携，好能走出村庄去赚大钱。

那个年头，在村里，小阿文的家算得上是富有了，过得很安稳和惬意。别人家起早摸黑地工作时，母亲在家终日在家伴着我们兄弟几个常出外游山玩水，晚上一家人呆在家里共叙天伦之乐，市区里头一有演唱会或者什么盛事，父亲常开着摩托车把我们载出去玩个通宵达旦回家。

因为往后遭受的一系列的磨难，所以对于过去的点点滴滴的幸福和开心，我都记得很清楚，别人或许不相信我还记得父母在我四五岁时候给我买的鞋子、玩具、衣服可我真的还记得，那红色的小凉鞋，那蓝紫色交夹的闪灯枪，那雪白的棉衣套装和黑色的蝴蝶结、、、、、人生犹如在夜空中行走，开心的记忆化作满天的星辰，而磨难让这些星星变得亘古不灭。

母亲接连生了三个孩子，分别是阿灵、阿诚、阿赢，阿赢是与阿诚隔了一年以后才生的。我则成了三个弟弟的老大。因为家里四个孩子都是男孩，羡煞村里的许多人家，没有儿子的人家还找上门来说要用女孩子换个男孩，当初我的父母也确实想盼个女儿，后来我弟弟阿赢就差点成了个妹妹，所幸的是，母亲并不想把自己的心头肉让人家带走，所以把被抱走的弟弟抢了回来，命运始终没让我们四兄弟分开。

那个年头，计划生育落实得有板有眼。因为超生的原因，父母吃了不少苦头。公社妇联一直把父母抓来做“典型”，多次在我家和亲戚家进行了搜捕，可始终没找到怀孕在身的母亲。也多亏了父母东躲西藏的功劳，我们四兄弟也最终团聚在人间。

妇联无奈地只好对我们家做经济制裁，母亲回忆说，超生一个罚款二千元左右。那时候改革开放的东风还没刮起，万元户可谓是当时可以财大气粗的人。被罚了那么多，家里过上了紧张的日子。

祸不单行，后来妇联好多次派人来搬我家的东西，活象古装剧里演的抄家一样。小阿文看见过许多阿姨和叔叔来到他家，先跟父母争吵，而后撂起袖子就纷纷冲进了他家，把家电家具之类值钱的东西搬走了。只是那些人搬完东西，末尾还在阿文家门口上交叉贴上两张白纸条。纸条上的字阿文不明白，可那纸条所显示的神秘和力量让阿文恐惧开来。连环画里说神的战士战胜魔鬼后会贴上封条，封禁住罪恶的魔鬼的力。可那是我的家啊？！为什么要封禁啊！

小阿文哭着依偎在母亲的裤裆下，害怕地问母亲：“妈妈，他们要干什么啊？为什么要把咱们家的东西搬走啊？”

母亲说：“他们不是拿咱们家的东西，只是搬到远方的舅舅家放着。没事的，不要怕。”

母亲是不会骗人的，我相信了。也就依依不舍地看着我家的东西被人很不客气地搬上了货车，眼睁睁看着货车嘟哝嘟哝地走了，留下了一路的灰尘，小阿文在烟尘哭喊地追着、赶着，他不知道那些东西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

家里四个孩子，六口人。无疑是家里沉重的负担。可在父母的悉心打理下，我们的日子后来却也过得越来越宽松。不久后父亲就开回来了村里的第一辆摩托车，并给家里添置了许多时尚电器。

在市区里，父亲有模有样办起餐厅，做起了餐饮生意，而且还买了辆大卡车，请人搞起了运输。日子过得红火，羡煞了村里的父老，逢年过节，来客川流不息。

二十年前如果你在鸭形岭生活过，必定会看见一个娇气的小阿文被一群子弟形影不离地围着。小阿文跟他父亲去过了不少地方，见识广，他趾高气扬地给每个小伙伴当“说书先生”，可讲的内容都是些自己吃喝玩闹的生活琐事，连父亲给了他多少零花钱也爱拿出来炫耀一下。他瞧不起脸蛋上还挂着鼻涕、裤子上还打着补丁的乡巴老的孩子，在他们只中小阿文徒然有了优越感。

背着黄金的笨驴到处有人欢呼。

那些小家伙老爱粘住小阿文，所以小阿文觉得他们尽是为贪小便宜而来（小阿文经常请客吃东西），小阿文从看不起他们改变成了厌恶他们。所以后来小阿文变得有点清高，不再跟别人混在一起。他的三个小弟弟，倒成了他最要好的伙伴。

小阿文的三个弟弟个个都长得虎头虎脑的，邻居家都说阿坤家养了一堆虎子。四个孩子在家里会打架闹事、会东躲西藏的、会睡得个横七竖八的，他们不明白什么是家，什么是亲情，可在同一屋檐下，他们四个孩子确实无忧无虑，在平淡而温馨的日子中茁壮成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