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山是谁的山？”福根用棉袄袖子抹了一把已经快流到嘴里的大鼻涕，仰起冻得通红的小脸，扯着嗓子大声问道。

“山是我的山！”我站在山顶上，俯视着山脚下身材瘦弱的福根，满脸的骄傲和自豪。

“让不让上？”福根一只手叉着腰，一手只指着我，稚嫩的语气里充满了挑衅的味道。

“不让上！”我斩钉截铁地回答着，双手用力地握紧了拳头。

“踩着梯子偏要上！”

福根说完后，有些滑稽地往手心里吐了一大口唾沫，学着大人干活时搓手的样子，用两只黑乎乎的小手来回搓着，没想到唾沫吐得有点多了，搓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搓干。福生低下头无奈地摊开双手看了看，只好把手上剩余的唾沫擦到了裤腿上，惹得旁边观战的孩子们一阵哄笑。

福根的脸臊得更红了，他夸张的把棉袄袖子使劲往上高高地捋了捋，露出了两只麻杆似的小胳膊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张开口大叫着，踩着先前在山上挖出来的“梯子”，奋力地往山上发起了冲锋。

我也毫不畏惧，为了保卫我的山头，我就像一个听到了冲锋号角的八路军战士，大义凛然地迎了上去。

于是，半山腰上尘土飞扬，两个弱小的身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肉搏。

这是我们童年时经常玩的一种叫作“抢山头”的游戏。所谓的“山”，其实就是大街上那一个个紧靠着各家各户猪圈墙外的黄土堆；所谓的“梯子”，其实就是事先在黄土堆上挖出的用于攀登时踩踏的小土坑。

我们张村大队一共有两条东西方向的大街，分别叫做南街和北街。福根的家就座落在北街中央的丁字路口西侧，他家的东墙边有一条小路，往北通向我们村各个生产队的场院、保管屋和饲养院，再往北就是我们村大片大片的庄稼地，因此，这条路就成了全村社员们上坡的必经之路。我们村共有四个生产队，每个生产队的社员们上坡之前，都要在福根家门口的附近集合，福根家的大门前就成了社员们经常聚集的场所，也成了整个村子里最热闹的地方。我们这些孩子们平日里也最喜欢在这里嬉闹玩耍。

那时候，我们村里的家家户户几乎都养猪。养猪也许是那个特殊年代里农民赚钱的唯一的合法方式了，孩子们过年时穿的新衣服、学生们上学时用的本子铅笔、家里平时用的油盐酱醋等都指望着它哩。养猪除了可以赚点零花钱之外，还可以攒粪肥――各家都在临街的猪圈墙中部开了一个四四方方的豁口，把墙外的黄土从豁口用铁锨扔进猪圈里，厚厚地铺上一层，猪的粪尿和黄土搅合在了一起，时间长了，沤得又黑又臭，就成了粪肥，这时候，就可以通过猪圈墙的豁口把沤好的粪肥铲出来，堆到猪圈墙的外面，等一段时间过后，晒干了，生产队就会组织社员们用小推车把它运到地里当肥料了。当然，各家攒的粪肥也是要按照运送的车数来计工分的，勤快的人家，一年中光攒粪肥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呢。

话又说回来，把黄土从坡里用小推车运到自家门口再铲到猪圈里，那可是个力气活哩。谁家的男人勤不勤快，从猪圈外的土堆大小就可以看出一斑。勤快的男人家里的猪圈外面经常是高高的两个大土堆――又黑又臭的那堆是粪肥，旁边是一直堆到墙头的黄土。福根的爸爸张德财是我们村里公认的勤快人，所以他家墙外的粪肥堆和黄土堆总是又大又高。

在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里，我们县各个村庄的社员们家里几乎都很穷，各家各户农家小院的结构也都差不多，都把猪圈建在自家院落的西南角，临街的各家就把猪粪肥和黄土都顺手堆放在了大街上，所以，大街上那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粪肥堆和黄土堆，就成了当时农村各个村庄里很普遍的一道景观。

我们张村大队的周围几十里都是平原，大多数的孩子从来没有爬过山。爬山对于我们这些生长在平原地区的孩子来说，既是一种向往，又是一种苛求。于是，大街上那些随处可见的大大小小的黄土堆，就成了我们这些孩子眼中的山。在那个没有玩具、没有电视、没有图书、一年只看三回露天电影的童年时代，在黄土堆上“抢山头”，也许就是我们村里的孩子们平时最经常玩的游戏了。

我和福根的战斗进行得很激烈。别看福根的身体比较瘦弱，可他的小胳膊却很有些气力。我们互相抓住对方的棉袄袖子用力撕扯着，有好几次我差点被他拽下山去。我倚仗着站在高处的优势，瞅准了机会，一个扫堂腿过去，福根站立不稳，一下子就摔倒了，顺着斜坡骨碌碌地滚到了地面上。

福根的年龄毕竟还小，吃了一点小亏，心理就有点承受不了了。他的身上沾满了黄土，就像一个泥人一般坐在地上，眼圈一红，嘴巴一撇，“哇”的一声，抹着眼泪大哭了起来。

福根的远房堂哥福生从远处飞快地跑过来，把福根从地上拉了起来。他一边拍打着福根身上的泥土一边对我破口大骂，接着，挥舞着拳头就要冲上来打我。

福生比我大三岁，长得人高马大，颇有些蛮力。平时福生仗着他爸爸张德旺是村里的民兵连长，一贯在村子里横行霸道，经常在村里干些打架斗殴的勾当，我们这些比他小的孩子都很惧怕他。

此时，看到福生那又凶又恶的样子，我有些心慌了，傻傻地站在黄土堆的半山腰上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